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2011年11月15日發表高級助理編輯海德爾?霍恩(Heather Horn)的評論文章。文章認為,歐洲債務危機和移民問題加重了德國內部的社會矛盾,並新納粹主義分子有了可乘之機。
  2011年11月初,德國當局確認2000年到2007年數起發生的謀殺外國人的事件和新納粹分子有關。此事引發德國上下一片震驚。該事件讓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很早就做出反應,而且措辭強硬。她稱這些襲擊是德國的“恥辱”,並承諾對此採取行動。與此同時,歐債危機還沒過去,在緊急援助問題上,默克爾必須堅持現行政策並鼓舞德國人與其他歐洲國家步調保持一致。
  這兩個話題,有可能並不像它們看上去的那樣毫不相干。
  在一本出版於2005年,名為《經濟增長的道德後果》的書中,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對這種聯繫有過有力地探索。當時,他想解釋一下為何關心經濟,並不僅僅只是一個涉及新重商主義貪婪性的問題。他在書的開篇寫到,“我們如此明顯地關心經濟增長,對還是不對?”他認為經濟增長並不僅僅讓我們更為富有,也讓我們的社會更寬容。但是如果事情向相反方向發展,經濟不再增長了呢?
  在那本書和基於它的演講中,弗里德曼回顧了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歷史。他認為,經濟增長與自由民主的推進間有很強的聯繫——例如,保護公民權利的法案容易誕生於經濟增長的時期。相似的,經濟停滯與種族、民族或宗教緊張、暴力也有很強的聯繫——反移民的情緒和反移民立法也容易產生在經濟蕭條時期。
  根據弗里德曼的觀點,人們用兩種方式來評斷他們的生活水準:是否比先前生活得更好和是否比周圍的人活得更好。但是,正如弗里德曼在2006年給美國經濟學會的演講上解釋道,這兩種評斷方式是相互替代的。他說,“在這兩項基準中,如果人們感覺在一個方面是前進的,那麼他也不在乎在另一個方面是否有所改善。”當人們的生活水平提升(例如因為經濟增長的原因),他們就不再關註是否比鄰居活得好,而是減少懷疑並對身邊事物更加寬容。弗里德曼相信,這才是寬容和其它民主自由社會的價值觀得到宣揚所遵循的原理。
  但是,在另一面,弗德里曼也談到,社會上的一大部分人認為只有經濟上取得進步,他們才擁有在政治、社會以及最終道德等前文所述方面上前進的社會環境時,接下來“不論這個社會多麼富有,體制多麼健全,當這個社會的大部分公民感覺不到經濟向前進步的時候,社會也會發現自己的基本價值觀處於危機之中。沒有社會可以幸免於這樣的場景。他們的進步是建立在“政治、社會和基本道德的維度下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中”。沒有一個社會,哪怕它變得非常富有、機構非常完善,當大部分市民失去了對經濟發展進步的感覺時,仍能對處於危險的基本價值觀視而不見。
  換言之,如果歐洲經濟陷入衰退,或者只是繼續當前的停滯和不穩定狀態,甚至知識,德國人接下來就應該要好好擔心一下這些針對移民襲擊了。根據弗里德曼的這個理論,造成這些襲擊的情緒正面臨不斷增強的危險,而不是減弱。
  儘管弗里德曼的努力收到了大量學術期刊相當積極的回覆,仍不乏有一些批評之聲。在德國,新納粹主義分子的襲擊發生在2000年到2007年間,而此時正是德國GDP看似健康提升的時期。但實際上,弗里德曼的同行們提出的反對意見並不是在這個方面。首先,弗里德曼並不認為個體在容忍性上的上升和下降總是能被經濟指標解釋,他也不認為兩者之間的關係總是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的觀點是,當回顧歷史時,總有相互關聯的東西。例如,在給美國經濟學會的演講上,他曾指出在前五年,“美國真正的GDP增長是平均每年2.6%。”在這些年間,收入中位數“沒能跟上通貨膨脹的腳步”。因此“生產增長的果實被大幅度抵消,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或多或少地看到他們的收入減少。”
  批評家對弗里德曼所暗含的觀點提出更多異議:經濟增長真的是萬靈藥嗎?牛津大學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的阿夫納?奧佛(Avner Offer),為《經濟學歷史評論》(Economic History Review)寫過對弗里德曼的書的書評。他覺得弗里德曼在處理“增長失調”上做的不夠。奧佛認為,在一個像美國一樣富裕的國家,“再分配”也許是一個更好的關註焦點。來自社會學論壇(Sociological Forum)的阿米塔?伊奧尼(AmitaiEtzioni)指出,“很有可能的是,人們掙得越多,他們的欲望也會隨之增長。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拿自己和更為富有的人比較,因此變得不那麼滿足,對自由民主價值的堅定程度也會降低,而不是相反。”他指出,“特別在發達國家,高經濟增長”總伴隨著犧牲。約瑟夫?施蒂格利茨,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任主席、世界央行首席經濟學家,給這個主題提供了一個特別清楚的說法:儘管經濟學家們總是認為經濟增長帶來了更多的正義,“但縱然這種說法在過去是正確的,但是在未來卻不一定”。首先,外部環境開始成了一個問題。美國的財富的增長是否帶來了社會包容度的提高,對此施蒂格利茨並沒有百分之分地肯定。
  對弗里德曼的這樣一個大膽的理論,人們並不完全是批評。甚至有些評論家們認為弗里德曼的理論相當正確。此外,現在已有證據來支持弗里德曼的理論。這套理論能否運用在德國身上,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那些數字。根據德國聯邦內政部數據,儘管在德國,右翼政治動機的犯罪活動從2009年到2010年有所下降,德國的新納粹主義分子數量以及他們舉辦的示威互動,事實上創同時期歷史之最。正如我在前文指出,去年,德國當時的中央銀行行長,蒂洛?薩拉辛(ThiloSarrazin)所寫的一本書在社會上激起千層浪。他在書中提出,沒有融合的、未受教育的移民給德國造成了確實存在的威脅,而教育良好的德國人需要和他們遠親繁殖。
  在經濟上,現在德國的危險是,即便德國的經濟增長仍然強勁,歐洲作為一個整體也許正在滑入低谷。通過從國家經濟中拿錢來解決債務危機,緊縮措施看起來讓增長更加遲緩。歐洲經濟強國之一的法國,在最新一輪緊縮措施宣佈之前,下一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已從1.75%下調到了1%。
  在大多數國家,這種經濟發展停滯會激化許多積怨已久的問題。土耳其移民在系列謀殺中被當作目標,他們代表了數量最龐大最突出的移民。德國人也許認為他們是沒有融入社會,並對他們抱有特殊的懷疑。德國也有大量來自歐洲南部和東部的移民。德國人害怕他們之中穆斯林極端分子,但這樣的恐懼並沒有推進社會融合。早在2000年,以德國“高貴”血統為基礎的公民法律就已經開始改變。在找工作和升遷時,許多移民感到自己仍面臨著一場不公平的戰鬥。
  移民們這樣的感覺不是單純的想象。一項在2010年的研究發現,與一個耳其語音似的名字相比,14%的大公司和24%的小公司會更多地會申請一個聽起來像德語的名字。與此同時,有可證實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德國鄰國中移民的犯罪率更高,這使得他們對此有了可以共同抱怨之處。德國為了幫助其恣意揮霍的南歐鄰居擺脫經濟困境,所有德國人都得勒緊褲腰帶,為此德國人天性中的友好慷慨很有可能將會耗盡。儘管德國給予了最好最慷慨的援助,路透社在星期三報道稱,“債券市場危機的傳染病正在歐洲蔓延”。
  在過去的幾年裡,沒有人知道德國在多大程度上經歷了這種緊張狀態,尤其令人厭惡的是新納主義分子粹的一系列謀殺案。但有一件事可以我們確定,儘管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甚至與美國相比,德國在經濟方面做得很好,如果連德國都要開始擔心經濟蕭條所帶來的社會效應,那麼大部分的其他國家也應該開始擔心了,或許要擔心地更多。
  (來源:中國日報網 編譯:高歌)  (原標題:舊問題衍生新難題:德國新納粹主義的崛起 - 中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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